据能源圈了解到，

摘要 为维护美国的能源安全，开展大国竞争，以及强化联盟关系，拜登政府积极构建清洁能源联盟，主要措施包括基于意识形态促进清洁能源治理、推动清洁能源供应链去中国化、拉拢关键矿产资源国、加强与能源强国的政策协同等。清洁能源联盟的成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影响力，对中国拓展清洁能源市场和发展清洁能源制造业的努力造成了冲击，但与中国脱钩势必会导致清洁能源领域的大国竞争更加剧烈，全球能源市场趋向分裂、各国发展成本增加、产业链效率下降，也使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面临诸多挑战。对此，中国应深耕已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领域，加强下一代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应用，平衡好与美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优化海外清洁能源投资的路径与措施。

本文原载《国际石油经济》期刊（2024-10），原题为《美国构建清洁能源联盟的动因、路径及影响分析》，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读者参考。

清洁能源不仅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未来极有可能因为比化石能源更具经济性优势而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世界主要能源大国都在积极推进清洁能源产业的布局和发展。拜登政府上台后矢力推进“绿色能源革命”，在国际层面，美国依托盟伴构建新的清洁能源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其维护能源安全、推动大国能源竞争的重要举措。2021年4月，美日两国启动“清洁能源伙伴关系”（JUCEP），通过部署清洁、可负担和安全的能源技术，来支持印太国家加速脱碳，并建设开放、竞争和透明的能源市场，维护印太地区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增长。2021年6月15日，美欧宣布计划建立跨大西洋绿色技术联盟（Transatlantic Green Technology Alliance），以促进双方在绿色技术开发和部署方面的合作。美国如何构建清洁能源联盟？其力促清洁能源合作的动因和影响如何？以上问题对于把握美国清洁能源联盟的演化趋势，有效应对美国以联盟为工具的遏制打压，推动中国清洁能源制造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构建清洁能源联盟的动因

美国之所以重视在清洁能源领域打造联盟关系，既是出于重构清洁能源供应链以摆脱对外能源依赖的考量，也是因为其致力于保持领先的技术优势以赢得大国竞争、修复与强化联盟关系。

1.1 维护能源安全

美国向来重视应对多领域的安全威胁，并以此指导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联盟则是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支撑，因此，以清洁能源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技术、供应链联盟成为拜登政府维护能源安全的重要工具。近年来，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不断崛起，以及中美在部分供应链环节的非对称地位，加重了美国对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忧。许多清洁能源技术高度依赖于铜、锂、镍、钴和稀土元素等关键矿产，中国在关键矿产资源的储备量上与美国各有优势，但都未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中国强大的加工能力是引起美国安全担忧的主要原因。根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数据，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制造上的能力远强于美国，例如，中国在全球锂和镍加工中占有显著份额以及生产了大约70%的精炼钴。2022年中国稀土矿产量增加至24万吨，占全球产量的比重高达68%，而排名第二的美国占比仅超过12%。相对来说，美国本土加工能力较弱，需要把许多矿产原料出口到海外进行精炼处理，因此即使是在本土储量较为丰富的资源上也难摆脱对外依赖。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产品的供应上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中国一直是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22年中国安装的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和，2023年中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又增加了一倍，风电装机容量增加66%，总体储能容量新增近4倍之多。中国还是世界主要的大容量电池生产国，以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原中航锂电）等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全球电池供应上贡献了超过75%的产能。在美国国内能源产业转型的背景下，美国各州和企业高度依赖中国供应的清洁能源产品，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数据，2023年美国从中国直接进口了价值131亿美元的锂离子电池，占美国当年锂离子电池进口总量的70%，且主要以蓄电池和电动汽车电池为主。

美国最为担心的是本国能源产业高度依赖外部供应商提供的生产部件和原材料。在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下，依赖外部供应商可能会导致美国能源产业陷于瘫痪，尤其是面临美俄能源脱钩带来的负面影响，拜登政府更加担忧中国会将能源供应链武器化，通过加征关税和出口管制来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随着电池在军事国防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包括柴电潜艇、无人水面舰艇、无人机等重要作战平台都将安装大容量电池，美国也担心本国国防工业存在陷入瘫痪的风险，进而难以应对不断加剧的各类地区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需要借助联盟手段来应对各种安全威胁，拜登认为，“我们面临的许多最大威胁是没有国界或围墙的，我们必须采取集体行动予以应对……任何问题都不能由一个国家单独有效解决。”如此来看，通过“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转移清洁能源供应链，有利于减少对潜在敌对或不稳定国家的依赖；加强联盟成员国之间的清洁能源技术合作，有助于维持和增强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使美国在关键资源和矿产上实现一定程度的自主供应；伙同盟友加强对中国企业的遏制打压则是更为直接地减少外部技术威胁的措施。

1.2 开展大国竞争

中美能源竞争是美国积极打造清洁能源联盟的重要动因。美国联盟战略建立在其优势理念的认知上，即霸权的前提是美国须在所有核心关键领域和地区保持绝对优势；如果绝对优势地位受到威胁或与挑战国差距缩小了，美国必然会全力压制挑战国以维护其原有不可替代之地位。近年来，在净零碳排放承诺下，中国对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绿氢、绿色氨、地热、电池储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进行了大量投资，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实力不断增强，在太阳能光伏（PV）、电动汽车（EV）和电池“新三大”技术上已占据优势地位。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评估认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产量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世界上最大的风能和太阳能生产商，也是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者，中国在贸易平衡、研发投资和专利申请方面已经全面领先于美国，而且得益于中国的国家体制、政治承诺和工业支持，其在未来数年内仍能够在清洁能源竞赛中保持优势，这使得美国愈发恐惧“战略失衡”。美国还对中国积极拓展全球清洁能源市场的举动保持高度警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重要关键矿产资源国的投资援助不断增加，以非洲地区为例，2013—2018年中非矿业合作获得了较快发展，中国公司贡献了刚果（金）41%的钴产量以及刚果（金）和赞比亚约28%的铜产量。随着中国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的投资，这种基于能源的伙伴关系还在不断深化，美国认为本国企业很难与中国的大型国企相抗衡。因为后者可以借助财政补贴更灵活地应对全球市场中“价格波动大、项目交付时间长、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因素、问责标准高”等风险。在巨大的市场和政治压力下，美国将中国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解读为“试图控制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巩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带来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的风险”。

就中美清洁能源竞争而言，拜登政府特别重视发挥联盟体系“力量倍增器”的作用，将其视为霸权护持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这有利于增强美国的实力优势，让美国有更多资源对华施压和威慑，包括污名化中国、对华进行技术封锁、严格审查来自中国的投资、推动清洁能源供应链去中国化等。另一方面，这有利于增强美国的规则优势，因为美国需要和盟友一道维护现有的全球治理规范，甚至是制定新的规则，从而达到利用国际规则塑造中国行为、限制中国发展空间的目的。特别是在清洁能源这类新兴技术领域，美国此举也有防止中国抢占国际标准制定先机的意图。

上述竞争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存在仍待细究，竞争在理论上是双向的，但目前情况是中国并不希望与美国竞争，这是美国单方面建构的一种竞争态势。中国在公开的清洁能源战略中从未设定任何假想敌，中国新时代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更好地推动建设清洁美丽世界。面对美国的无端打压，中国不仅一再声明反对脱钩，而且持续深化能源领域对外开放，持续减少能源领域外商投资准入限制，积极回应美企的合作诉求，促成上海特斯拉电动汽车等项目在中国落地。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下的能源国际合作，并没有排斥美国另起炉灶。事实是，随着美国对在关键供应链上过度依赖中国风险的担忧加深，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秉持竞争意识看待中美两国的市场关系。过去美国企业会主动和中国开展合作，例如中国在非洲收购了不少美国出售的矿产或权益，所谓的“中进美退”在21世纪10年代是你情我愿、互利双赢的结果；但现在美国企业将中国的投资活动视作与其争夺资源，希望与他国企业联手挤压中国在海外市场的投资空间，这表明转向竞争思维的从来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1.3 强化联盟关系

特朗普政府较少重视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反而是明显与盟友争利，导致美国的联盟体系在特朗普执政的4年间嫌隙丛生，不少实力较强的盟友独立性增强，大有脱离美国战略轨道的趋势。特朗普政府重视推行以化石燃料为中心的能源政策，放宽碳排放标准和环境保护管制，减少对清洁能源技术开发的支持，在国际上大力推动化石能源出口，削减国际气候援助资金，甚至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从而招致各盟友的强烈反对，这使拜登政府急于通过利益协调修复并强化联盟关系。拜登政府主要依靠战略安抚来缓解紧张的联盟关系，拜登在就职当天就签署行政令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其后又与大西洋盟友共同发起了《全球甲烷排放承诺》，还发起成立了囊括欧洲诸多大型企业的先行者联盟（First Movers Coalition），以促进绿色和脱碳技术的创新推广。拜登希望这些措施能得到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认同。同时，拜登强调在多边秩序下管控和解决分歧，尊重联合国主导下的清洁能源合作框架，希望彰显更多的预见性和透明度，来有效缓解各国对美国滥用或违反国际规则的担忧。

相对来说，美国及其盟友在清洁能源领域的矛盾较少，加强在该领域的合作有利于拓展联盟体系的共同利益，为增强联盟凝聚力提供新的动力。美国能源安全倡议组织高级研究员兼主任布莱根•麦考恩（Brigham McCown）认为，美国应恢复在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上的信誉，扩大对盟友国家的天然气出口，谨慎将出口限制作为全球贸易政策武器，并在基础设施投资、能源生产、储存和研发方面与盟友加强合作。拜登政府也认识到，构建清洁能源联盟基本符合其盟友的利益需求。美国总统拜登在宣布建立“美欧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时声称，这有助于防止俄罗斯利用能源“胁迫和操纵邻国”，以及“驱动战争机器”，从长远看，还可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寻求替代能源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在此基础上，拜登政府积极拓展清洁能源联盟的内容与边界，拉动美国全球联盟体系向全方位、高关联、多层次、深度性、横向打通的方向发展。

2 美国构建清洁能源联盟的路径

拜登政府上台伊始就主持召开全球气候领导人峰会，并宣称要团结世界其他国家加紧行动，使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革新与国内“清洁能源革命”保持一致，包括推动能源系统转型、促进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与推广等。在拜登政府发起国际清洁能源合作的过程中，美国的传统盟友与合作伙伴是其重点动员对象，这些盟友与合作伙伴，加上一些关键矿产资源禀赋突出的国家，成为了拜登政府清洁能源联盟的核心成员。在实际操作中，拜登政府构建清洁能源联盟的路径主要有意识形态动员、供应链去中国化、拉拢关键矿产资源国，以及加强与能源强国的政策协同4个方面。

2.1 基于意识形态促进清洁能源治理

美国在传统能源领域倾向于以强现实主义处理联盟关系，联盟政策的着力点在于维护美国的现实利益。拜登政府则强调民主、人权、国际规则和多边主义等，极力突出西方共同的价值观基础，这主要体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共同构建清洁能源治理标准的过程中。2021年6月，第一届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会议就强调，要在新技术的开发和部署方面进行合作，以加强包括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在内的民主价值观。拜登政府还将清洁能源治理作为“民主国家阵营”合作的重要内容，试图以此强化盟友对中俄等国价值观威胁的认知，以动员各盟友参与所谓的“民主与威权之争”。在美国发起的全球民主峰会上，各方共同宣称，“将保护环境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可持续、包容及有效民主的基本要素”，并认为可持续发展的3个层面（社会、经济和环境），以及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有助于使所有人充分享有人权。对于中国推广清洁能源技术的努力，美国则频繁指责其侵犯人权、破坏生态系统、加剧社区冲突、削弱社会治理等。

拜登政府之所以重视民主价值观在维系清洁能源合作关系上的重要作用，是因为其试图把与中俄等国的竞争上升为价值观和治理模式之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内可以弥合美国各阶层、各政治团体之间的分歧，顺利推进“绿色能源革命”，解决因能源产业政策分歧而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进而获得更多的国内支持；对外利于强化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纽带联系，缓和联盟内部的矛盾争端，从而为美国对抗其认为的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威胁，以及强化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提供支持。

2.2 推动清洁能源供应链去中国化

美国构建清洁能源联盟的首要目标是降低对华依赖，削弱乃至排除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影响力。除在传统双多边联盟框架下开展清洁能源合作外，小多边合作是美国打造封闭式供应链的主要路径。由于美国两大联盟体系之间缺乏正式联系，且亚太联盟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辐轴式”体系，日、韩、澳等美国盟友之间并未建立正式的联盟关系，因此在供应链安全上开展小多边合作成为美国推进联盟互动的主要手段。美国十分重视联盟之间的补充与呼应，特别是推动欧洲盟友与印太盟友的联合，也即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所称的打通条约盟国（treaty ally）与所谓“志同道合伙伴”（like-minded partner）之间的联系，其实质是希望盟友在对华施压方面帮助美国分担责任，以及综合运用盟友力量形成集聚优势。目前，美国构建的专门从事清洁能源合作的小多边机制有：能源资源治理倡议（ERGI），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采矿业、矿物和金属可持续发展政府间论坛（IGF），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等。在美国主导的各类小多边合作中也不乏清洁能源合作的内容，例如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对话”（QUAD）发起了“清洁能源供应链倡议”，号召印太各国共同促进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以降低清洁能源制造和应用成本，扩大关键材料和部件的生产规模，建设多样化、安全、透明和有弹性的清洁能源供应链；七国集团（G7）声称要去风险和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呼吁中国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严重中断的出口管制措施；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则重视应对全球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拜登声称“这利于为美国在生产和购买澳大利亚的关键矿产和关键技术的投资创造新的机会”。可以看出，这些合作机制以及其矢力打造的清洁能源供应链基本都排除了中国，通过内部采购原材料、共享能源技术和标准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圈子，甚至还针对中国所谓的“经济胁迫”行为实施反制，进一步构筑遏制中国的“绊索”和“阻拦网”。

2.3 拉拢关键矿产资源国

由于清洁能源供应链高度依赖关键矿产资源，因此，一些关键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成为美国的重点拉拢对象。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锂生产国、第三大钴生产国和第四大稀土生产国。截至2022年年末，澳大利亚正在筹备81个重大关键矿产项目，估计价值约300亿～420亿美元。早在2018年2月，美澳就宣布在印太地区启动能源战略伙伴关系，以促进能源基础设施、低碳排放技术和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发展，同年举行的美澳部长级会议商议了扩大能源合作的路径，通力支持两国科研机构在可再生能源、电网、氢能和塑料废物相关领域的研究合作。2019年11月，美国地质调查局和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签署了“美澳关键矿产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以协调双方的关键矿产政策和联合构建具有韧性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作为首批加入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的国家，澳大利亚在关键矿产工作组、清洁能源产业委员会、创新联盟等机制下协调关键矿产合作。2023年5月，两国签署“气候、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转型契约”，将气候和清洁能源确立为美澳联盟的核心支柱，旨在协调相关政策和融资，支持清洁能源、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扩展和多元化，加快清洁能源技术的市场应用，以满足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同样，加拿大也是世界重要的关键矿产资源国，加拿大不仅是唯一拥有丰富钴、石墨、锂、镍资源的西方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铌生产国以及第四大铟生产国。美加在2020年1月达成了“关键矿产合作联合行动计划”，组建了由美国总统全球基础设施特别协调员和加拿大副总理共同主持的能源转型工作组（ETTF），双方约定共同开发加拿大国内的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创建具有韧性和创新性的民用核供应链，促进两国在绿色钢铁和铝方面的贸易，最终创建统一的北美关键矿产供应链。

美国还针对关键矿产储备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入了大量战略资源。拜登政府的非洲战略强调协助非洲国家利用其关键矿产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帮助其“打造多样化、开放和可预测的供应链”。出于维护能源资源安全的考量，以刚果（金）、赞比亚、安哥拉为代表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富集的非洲国家成为美国重点经营的对象。3国的钴、铜、金、锌、锡和钾矿产资源极为丰富，为了防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控制当地市场、开展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输出中国模式，同时削弱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战争能力，拜登政府拉拢3国成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的重要成员，在第二届美非峰会期间与刚果（金）、赞比亚签署了构建新能源电池供应链的备忘录；联合欧盟计划建设连接安哥拉、刚果（金）和赞比亚三国的铁路网——洛比托走廊计划，该走廊将刚果（金）、赞比亚的内陆地区与安哥拉洛比托港相连接，为包括3国在内的更多非洲国家提供了能源出口的替代路线。

2.4 加强与能源强国的政策协同

以欧洲国家、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一些能源强国制定了清晰的清洁能源发展战略，这些国家大多具有成熟的清洁能源技术和应用经验，在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上居于上游位置。美国重视与这些国家联手加强绿色技术的开发和部署。美欧积极推进核聚变的研发和商业化应用，增强预估未来气候变化的气候建模能力，第十一届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会议将二氧化碳运输、捕集利用与封存作为下一阶段合作的重点。第二届“美日清洁能源和能源安全倡议”（CEESI）宣布将加快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包括核能、海上浮动风能、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地热、氢及其衍生物（包括氨）、电子燃料、电子甲烷以及碳管理等。正是得益于这些国家雄厚的技术实力，美国可以在制定促进清洁能源治理的规则和准则上获取更多的话语支持。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通过建立“战略标准化信息”（SSI）机制，实现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信息共享，并在推广用于重型车辆的兆瓦充电系统（MCS）国际标准、开发更统一的国际甲烷排放检测方法、促进美欧标准化机构在塑料回收和增材制造方面取得了重大合作进展。在电动汽车的充电标准上，包括日产、本田、大众、极星、现代等车企都已宣布或正推进在美销售的电动汽车全部使用北美充电标准（NACS），反映了特斯拉充电端口正逐渐成为全球公认的权威标准。美国还号召各盟友共同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以与中国争夺在全球清洁能源市场上的影响力。2022年6月，美欧宣布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已落地的投资项目包括美国公司Africa Global Schaffer和Sun Africa在安哥拉的太阳能项目、Life Zone Metals在坦桑尼亚使用创新低排放技术加工当地开采的镍和其他关键矿物、Vena Energy在印度卡纳塔克邦的第一个混合可再生能源项目。在印太地区，美日联手为印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能源基础设施融资，美日发起“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JUMPP），支持湄公河流域沿岸国家将清洁能源整合到现代化的电网基础设施中，帮助其实现在清洁能源使用、跨境电力销售和市场开发方面的目标。

美国及其盟友还共同加强对能源危机的预警与应对。美欧在支持联合国环境署国际甲烷排放观测站（IMEO）、甲烷警报和响应系统（MARS）的基础上，正谋划制定新的温室气体排放测量、监测、报告和核查方法，以为天然气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加透明和可靠的信息。在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能源市场剧烈波动的情况下，美国积极支持欧洲国家在天然气管道中断的情况下实现充分和多样化的供应，并联合欧盟共同推动乌克兰融入欧洲能源市场，加快乌克兰脱碳和清洁能源转型，以及探索从欧洲到乌克兰的新天然气运输路线。

2.5 小结

美国构建的清洁能源联盟本质上是一种议题联盟。所谓的议题联盟可以视为国际行为体（包括国家与非国家）在具体议题领域形成的相对松散的多边合作形式，其本质是一种功能性联盟。在清洁能源领域，美国及其盟友基于特定目标在具体议题上开展针对性合作，通常具有非正式性、非约束性、灵活性等特征，但其又区别于传统的议题联盟，因其具备霸权护持、技术政治、意识形态等新特征。

国际社会中的能源合作由来已久，多数以寻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美国致力于打造的清洁能源联盟则更重视维护技术安全。美国依托各类双多边关系，围绕清洁能源治理建立了多组并行、执行不同任务的合作机制，包括传统联盟就清洁能源议题开展的联合行动；专门从事清洁能源合作或具备该类任务的小多边机制。总的原则是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关切和资源禀赋进行组合，例如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关键矿产资源国的合作注重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与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等能源强国一道开展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这意味着美国并不满足于动员传统的联盟体系，一些长期在美国战略视野之外的非盟国也成为美国的重点拉拢对象。正是因为美国主导的合作机制过于庞杂、联盟动员的目标较宽泛、众多盟友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各种清洁能源合作的深度差异甚大，总的来看，距离存在明确针对对象和完整合作机制以及高度协同的安全同盟仍相差甚远。例如，许多联合行动都是针对中国，但大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在与美国的联合文件中宣称应对中国清洁能源技术的威胁，即使是美国也没有表示与中国完全脱钩。在合作机制上，美欧、美日、美英之间初步建立了技术安全对话、技术合作与政策协调机制，但美国与大部分国家的合作仍是停留在倡议和行动计划层面。由于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利益分歧较多，政策协同更是困难不断，在拜登政府出台《通胀削减法案》后，美国盟友也纷纷采取类似措施以保护本国的清洁能源行业，而不是与美国协商共同补贴方案。欧盟出台了《净零工业法案》，目标是到2030年将欧洲清洁技术的本地产量占比提高到至少40%；日本则通过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绿氢补贴法案，为本地生产和进口的低碳氢提供15年的补贴。

3 美国构建清洁能源联盟的影响

美国构建清洁能源联盟的举动对美国、中国乃至全球能源市场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措施确实能在短期内促进美国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回流”和“友岸外包”，增强美国国内清洁能源制造业的技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利好拜登政府着力推行的“清洁能源革命”，美国光伏、电池、电动汽车等产业均在近年内实现迅速发展。然而，此举人为割裂全球能源市场，使自由贸易规则与市场规律让位于政治安排，“泛安全化”和集团思维主导各国的清洁能源产业政策，大大提高了全球能源市场分裂的风险，无益于全球社会实现清洁能源转型和绿色经济发展。

3.1 对美国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

客观上，构建清洁能源联盟确实有助于提升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影响力，巩固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一是从美国打造的各类清洁能源合作机制的推进情况看，美国与各盟国的关系有所恢复，这有助于强化盟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能源秩序的认同，促进盟国和美国进一步捆绑，以及为美国下一步构建“小多边式”、跨领域的联盟体系奠定基础。二是在盟友的支持下，美国重构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努力初见成效，众多知名企业宣布在美国投资建立新的电池工厂、关键矿产加工厂和太阳能面板工厂，推动了美国制造业复苏和清洁能源转型。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发布的数据，2023年美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创纪录的31吉瓦，与上年相比增加约55%；电池储能装机量在第三季度就已超过了2022年全年；电动汽车销量达到创纪录的120万辆，占汽车总销量的7.6%，高于2022年的5.9%。自2022年8月以来，美国已宣布制造或扩建113个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截至2024年初，国内清洁能源生产投资总额达到4210亿美元。这为美国维护能源安全和对华开展清洁能源竞争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三是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影响力有所提升，因为拜登政府借助各类清洁能源伙伴关系加强了与各国的经济联系，为各国提供了能源上替代依赖中国的选项。例如“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有望到2027年筹集6000亿美元用于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这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了替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低碳发展方案。从实际效果看，这些措施得到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然而，清洁能源联盟也给美国的发展与外交布局带来了一定挑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上与中国脱钩对增加就业机会作用不大，反而还会产生更高的碳排放量，例如太阳能光伏板的开发、安装、维护和运营需要大量的人力，这些工作很难外包，完全放弃与中国合作将增加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并减缓其部署速度。再者，拜登政府一直强调“中产阶级外交”，“美国优先”在美国国内仍有较大市场，特别是美国大选临近，有望重掌白宫的特朗普和共和党会大力推行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竞争性政策，《通胀削减法案》基本不会进行有利于盟国的修改。因此，附带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联盟关系始终是美国重组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阻力。

3.2 加大中国的外交压力和发展阻力

以打压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为目标的清洁能源联盟，聚焦反华统一战线、排华性供应链产业链、经济威慑体系等建设，旨在干扰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正常关系，阻遏中国拓展清洁能源市场的努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实力。拜登政府的相关举动将对中国的外交和发展战略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随着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品出口的限制力度不断提高，短期内其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是产品出口面临困难。在美国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开始寻求减少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的采购，甚至采取限制措施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进行打压。例如，欧盟针对中国的太阳能光伏、电池、电动车产品采取了一系列管制措施，在《外国补贴条例》生效不到一年时，欧盟便宣布对参与罗马尼亚110兆瓦太阳能发电园区公开招标的隆基绿能德国子公司隆基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电气的两家子公司上海电气英国公司和上海电气香港国际工程公司展开反补贴调查，以及对在西班牙、希腊、法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中国风力涡轮机供应商展开调查。欧盟成员国在2024年10月4日进行了投票，最终确定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为期5年的反补贴税。未来，一旦这些限制措施上升到规则层面，特别是全球清洁能源市场形成了一套西方主导的国际技术标准，那么中国的产品出口和制造业海外投资将极为困难。这将导致中国清洁能源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下降，挫伤企业的投资和增产热情，阻挠市场收益对新型产品技术研发的反哺，最终阻碍的是中国能源行业的转型升级。

长期看，另一大冲击是危害中国的能源安全。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按照国际能源署（IEA）的测算，中国锂矿、镍矿、钴矿产量的全球占比分别为13.6%、4.1%、1.0%，远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导致关键矿产进口规模居高不下。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加强对非洲和拉美区域的关键矿产项目开发，试图挤压中国企业矿产投资的空间。虽然当前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开采、加工和采购活动未受到明显冲击，但如果一些东道国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怂恿蛊惑下与中国中止合同，将给中国企业赴外矿产投资带来极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清洁能源产业还存在“技术性颠覆”的风险。当前，全球各国发展自己的太阳能或风能行业已成必然趋势，绿色领域的技术竞争将更加激烈，前沿技术迭代加速，且任何一项技术革新都可能颠覆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引发全球能源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在储能、氢能以及以功率半导体、芯片、软件等为核心的某些电控技术上本就存在瓶颈，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拥有扎实的技术沉淀和良好的技术发展条件，可以通过优势互补和相互借鉴来推进下一代清洁能源技术的突破创新，从而给中国清洁能源行业造成巨大压力。例如，固态电池因储能更大和充电速度更快被视为可能改变未来产业布局的技术，美国及其盟友在这类技术的研发创新上已取得部分成果——日产汽车公司（NISSAN）已经公布了叠层软包全固态电池（ASSB）电芯的试点生产设施，并与美国宇航局（NASA）合作开发新型全固态电池，目标是2028年实现配备自主开发固态电池的电动汽车的量产；宝马集团选择了与美国公司Solid Power合作，在其位于慕尼黑附近帕斯多夫的电池制造中心建立一条全固态电池的原型生产线，计划在2025年之前推出第一辆基于Solid Power电池技术的原型车，在2030年之前实现全固态电池的量产。如此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尚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这会大大削弱中国企业的海外竞争力，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3.3 激化阵营对抗，影响全球能源市场稳定

首先，打造清洁能源联盟反映了美国强势推进对华竞争的决心。虽然拜登政府强调推进与中国“负责任的竞争”，设置了以气候和清洁能源为主的合作议程，但在一些对华鹰派的推动下，中美在清洁能源产品上互加关税，中美关系中竞争冲突的一面正在急剧上升，脱钩使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的作用越来越弱，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面临诸多挑战。一般认为，只要中美不断夯实以3个联合公报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基础，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中美关系就不会滑向冲突对抗。然而，近年来，美国以阻挠中国发展为代价来维护本国安全，即使短期有损也要放弃共赢而追求单赢，纵然做出了承诺也会很快违背。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自然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对于拜登政府在气候和清洁能源领域追求对华合作的行为，中国逐渐认识到其更多的是服务于美国“管控竞争”的目标，体现了拜登政府在一些必须合作的领域实现对中国合作型施压的意图。从泛安全化的内在逻辑看，拜登政府将国家安全与大国竞争并列为两大挑战，也必然在气候和清洁能源领域选择零和策略，以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化、政治化、对抗性思维应对气候和清洁能源议题，难以真正相信对华合作会有益于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可以说，美国以不信任中国为起点挑起对华竞争，也导致中国思考是否对与美国的合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美双方已经很难做到坦诚相待、深入沟通、相向而行。

美国打造清洁能源联盟的举动与美国主要盟国的外交转向，以及世界主要能源大国实施供应链去中国化将导致清洁能源领域的大国竞争更加剧烈，全球能源市场趋向分裂，各国发展成本增加，产业链效率下降。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联盟实质上代表了一种新的贸易合作方式，势必与原有的清洁能源合作机制产生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正常的发展进程，而且拜登政府本身就强调建立排他性的供应链体系，宣扬所谓“民主”的经济科技标准，分裂式的市场秩序势必无益于世界能源经济的稳定发展。

4 结论

在维护能源安全和开展大国竞争的目标下，美国拜登政府打造的清洁能源联盟表现出强烈的指向性、对抗性和封闭性特征。为拉拢世界主要能源大国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进行遏制打压，拜登政府打着意识形态旗号挑起清洁能源领域的“民主与威权之争”，污蔑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不符合民主价值观”，以多层次、横向打通的小多边机制为基础打造封闭式供应链，并积极拉拢关键矿产资源国内部采购原材料，与能源强国在技术研发、标准塑造、海外投资、危机应对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从积极层面看，清洁能源联盟的成型确实有助于美国实现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回流和“友岸外包”，对美国国内清洁能源制造业的发展有所利好，对削弱中国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效果也不断凸显。但该举措违背市场发展规律，盲目推动“脱钩断链”必然将全球能源市场推向分裂，增加各国发展成本，削弱全球清洁能源产业转型和绿色经济发展的动力，最终也无益于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对中国来说，首先要继续提高中国清洁能源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和美国主导的西方市场竞争将日趋激烈，要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政策与资金支持，深耕已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领域，积极增强创新性、技术研发能力和品牌知名度，提高在国际产业规则制定、产业价值形成、引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领先优势，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其次要平衡好与美国的斗争与合作关系。依托国内庞大的绿色能源市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做好美国彻底向中国摊牌的准备。及时有力的反制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有理有据，鉴于中国的反制经常被美国大肆宣传为“经济胁迫”，因此既要加强中国反制法律体系建设，明确反制的条件和具体做法，也要做好相应的政策解读和舆论宣传。同时，尝试开拓中美合作空间和产业连接。事实上，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仍占据着相对有利的竞争态势，美国对华依赖要高于中国对美依赖，要积极稳住已有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中国清洁能源技术的优势，助力美国未来实现碳中和。对于美国企业普遍担忧的不公平竞争问题，要积极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维护美企在华权益，为它们在华经营、投资和人员往来提供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从而达到吸引美企扩大在华投资、巩固双方合作基础的目的。最后，加强清洁能源的海外投资时，要自觉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结合，照顾各国个体诉求，支持关键矿产资源国的产业链升级和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帮助其解决矿产经营活动中科技含量不高、开发方式落后和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推动数字信息科技在工业能源领域的应用，加速绿色产业发展和能源低碳转型，也利于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中心地位，维护中国的供应链安全。